第一章初识考古学

本章的内容是简要介绍什么是考古学。分为四节，第一节介绍考古学属于哪个学科；第二节介绍考古学的学科特点；第三节介绍考古学研究资料的特点；第四节介绍考古学发展的历程与研究的问题。
大学里教授的考古学是一个学科，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门类。现代学术体系的分类大别可分文理两科。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工分别属于理科，文史哲、经管法则属文科。文科同学学习的叫人文社会科学，细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文史哲属于人文学，政经法则是社会科学。考古学是利用实物遗存来研究过去历史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解过去的历史，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完全一样，因此在学科分类系统中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学门类。
考古学不同与文献史学，它的研究对象是古代的实物遗存，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物质的东西。考古学可以研究99%以上的没有文字记载的人类历史；可以研究90%以上缺乏文字记载地区的历史；文献记载的劣势内容是有选择的，也是可以被篡改的，而考古遗存没有这样的缺点；考古研究的对象是实物遗存，是可以利用来自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工等多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来不断加以研究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可以不断提取出新的信息来。考古学的这个特点就意味着考古学永远是一个可以不断发展，可持续研究下去的学科。
考古遗址出土的考古遗存与盗墓和传世文物尤很多不同，一是准确的出土地点和位置，二是出土物的年代顺序，这个在考古术语中叫“层位”，只有考古发掘才能够被揭示出来。三是遗迹之间以及出现在遗迹中的遗物与遗物之间、遗物与该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古遗存由于出土在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本身具有非考古遗存不具备的很多信息，这样的信息是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开展深入研究的最大特点。
作为近代学术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考古学是随着整个近代学术体系一同产生于欧洲的。大约在19世界上半叶，开始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学科方法，并有了初步的学术成果。中国很早虽然就出现了研究古代器物的金石学，但研究的对象乃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非考古遗存，也就是传世文物。真正的近代考古学完全是随近代学术体系一道从西方传来的，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在这短短的一二百年间，考古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它的学科理论完全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相融合，它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则来自不断创新的自然科学，使得考古学越来越像是一个人文与社科、人文与科学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考古学研究的目的，考古学仍然是一个利用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过去的历史的人文科学学科。

●1.1考古学的正解

这里介绍的考古学是大学里教授的一个学科，是现代学术体系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学科门类。现代学术体系的分类大别可分文理两科。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工分别属于理科，文史哲、经管法则属文科。文科同学学习的叫人文社会科学，细分为人文和社会科学，文史哲属于人文学，政经法则是社会科学。
考古学是利用实物遗存来研究过去历史的一门学问。它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解过去的历史，与历史学的研究目的完全一样，因此在学科分类系统中属于人文科学中的历史学门类。

●1.2考古学为何文理兼收

一般的文献史学，与考古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的。文献史学通过研究古代存留下来的文献来研究历史，而考古学是通过古代的实物遗存来研究历史，古代文献是古代的文字记录下来的，而所谓实物遗存则是过去遗留下来的、实实在在的、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那些物质的东西。
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和文献，最早也不过就是距今5000年。而人类的历史是从人类的出现就开始有了的，几乎99%的时间都没有文字和文献的记载。只能利用他们遗留下来的那些实物遗存来发现和研究。这是考古学的第一个特点。
早期的古代文字和文献只出现在少数几个古代文明区域，其他大约90%以上的地方是没有文字的，研究这些没有文字和文献记录区域的历史也只能通过考古，这就是考古学的第二个特点。
早期发明文字，都有特定用途，也不是什么人都能读写并记载事情，而且文献在流传的过程中还会被有意无意地篡改。而考古学研究古人遗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只要有人类活动过的地方，就会遗留下来他们活动时的遗迹和遗物，这些遗迹和遗物只会被后来所破坏，而无法被篡改，一旦被有意篡改，也是能够看出来的，这是考古学的第三个特点。
考古学还有第四个特点，就是考古研究的对象是实物遗存，也就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性的东西，是可以利用来自数理化、天地生、农医工等多种自然科学的技术和手段来不断加以研究的，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可以不断提取出新的信息来。考古学的这个特点就意味着考古学永远是一个可以不断发展，可持续研究下去的学科。

●1.3考古遗存与“盗墓”“祖传”

考古遗址里面的考古遗存就有了盗墓和传世文物所不具备的三个特征，一是准确的出土地点和位置，二是出土物的年代顺序，这个在考古术语中叫“层位”，只有考古发掘才能够被揭示出来。三是遗迹之间以及出现在遗迹中的遗物与遗物之间、遗物与该遗迹之间的相互关系。
考古遗存由于出土在遗址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本身具有非考古遗存不具备的很多信息，这样的信息是考古学之所以能够开展深入研究的最大特点。

●1.4考古学的前世今生

作为近代学术体系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考古学是随着整个近代学术体系一同产生于欧洲的。大约在19世界上半叶，开始形成自身的学科理论、学科方法，并有了初步的学术成果。中国很早虽然就出现了研究古代器物的金石学，但研究的对象乃是上面我们所说的非考古遗存，也就是传世文物。真正的近代考古学完全是随近代学术体系一道从西方传来的，出现在上个世纪20年代。
时至今日，考古学已经成为了一个十分庞大的学科。发展出多种分支学科。人类起源、农业起源、不平等社会的出现与国家的起源，这三个问题被称为考古学研究的三大课题。这些问题不但不是传统的文献史学所能够研究的，甚至也是传统史学所无法提出的。人类起源研究涉及了生物考古学、体质人类学、旧石器时代考古核分子生物学等分支学科；对于农业革命的研究利用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动物考古、稳定同位素、分子生物学、生物化学等多种科技和考古手段。复杂社会的研究除了上述分支学科外，还要有手工业考古学、社会考古学、美术考古、认知考古等多种研究途径。
近现代考古学在欧美只有200多年的历史，在中国至今还不足百年。在这短短的一二百年间，考古学已经发展为一个庞大的学科。它的学科理论完全与社会学和历史学相融合，它的研究方法、技术和手段则来自不断创新的自然科学，使得考古学越来越像是一个人文与社科、人文与科学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但这并不能改变考古学研究的目的，考古学仍然是一个利用古代实物遗存来研究过去的历史的人文科学学科。

第二章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古史重建是中国考古学的学科使命，它直接催生了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一个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背负着重建古史的重任砥砺前行，缔造辉煌。审视考古学重建古史的世纪历程，既是展现学科贡献的有效方式，更是展望学科未来的必要举措。本章主要从傅斯年、李济、徐旭生、苏秉琦四位学者的研究历程和研究成就出发，讲述一个世纪以来代表性考古学者重建古史的努力。

●2.1史学革命呼唤考古学

20世纪初，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民国史家面临困境——既不满足于全盘接受史籍记载而落入“泥古”的泥淖，但又因为长期浸润于传统史学，对古史体系难以割舍。在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下，以新方法重建古史势在必行，进化论、唯物史观相继登上历史舞台，而刚刚传入中国的近代考古学则被普遍地寄予了厚望。如梁启超在注意到“欧洲考古学会专派人发掘地中遗物，于是有史以前之古物学遂成一学派”的同时，也在憧憬“以此学说为比例，以考中国有史以前古史，决不为过”的美好愿景。在此背景下，近代科学的考古学开始传入中国。

●2.2建设殷商新史

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可谓是“无中生有”的志业，傅斯年创建史语所之目的，不仅是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同样”，更是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是史语所的立所之纲，而在傅斯年眼里，考古学恰好就是符合这两项标准的新学问。史语所成立之后最主要的考古工作就是发掘殷墟，傅斯年坚信殷墟发掘对于重建殷商古史乃至理解整个中国上古史具有决定性意义。但真正让考古学走上古史重建道路的是傅斯年的同事李济。1928年冬，李济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接受了傅斯年的邀请，答应出任该所考古组主任。考古组不仅收获了刻字甲骨、刻花骨片和白陶等精美器物，而且采集了“那极多极平常的陶片、兽骨等”，李济由此展望“在这种材料上我们希望能渐渐地建筑一部可靠的殷商末年小小的新史”。

●2.3解码无字天书

1932年，徐旭生出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院研究员、考古组组长。中研院史语所专注于商，而北平研究院史学所则直奔周秦，并最终选定宝鸡斗鸡台遗址作为发掘地点的首站。徐旭生和他的学生苏秉琦都相信，单凭考古材料，只能“见物”，只有结合文献和传说材料，才能“见人”，建设起真正鲜活的历史。正是在此背景下，徐旭生出版了《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而苏秉琦则完成了《斗鸡台沟东区墓葬》。前者是典型的使用新方法整理老材料，而后者则属于使用新工具整理的新材料，徐、苏师徒二人实际上代表了这一时期古史重建两条最主要的路径。苏秉琦在年轻时代已清楚地意识到考古材料都是哑巴材料，从瓦鬲陶罐中找不出三皇五帝来，换句话说，仅凭考古材料难以重建古史。

●2.4著国史与写续篇

1952年8月，苏秉琦先是被委派来北大办考古人员训练班；9月，又受邀在北大办考古专业，担任专业主任。在1950年代，苏秉琦和一众学生曾经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考古学体系”而奋斗，经过4O天的奋战,写出了《中国考古学》各段初稿。虽然这次尝试并不十分成功，但苏秉琦并未停止探索的脚步。苏秉琦对斗鸡台、中州路和仰韶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并不在于构建了与此相关的某一段古史，而是摸索出了分析处理考古材料的科学方法，找到了将考古材料升华为史料的有效途径，这种方法论上的探索可能比复原某段古史本身意义更加重大。20世纪90年代，苏秉琦迎来了古史重建的重大契机——应老同学白寿彝教授的邀请主持编撰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二卷“远古时代”。在晚年苏秉琦的眼中，重建中国史前史并非是将考古学文化与古代族群的简单对应，而是要阐述中国史前社会的演变过程。从这层意义上讲，苏秉琦所著的史前史，确确实实是要为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完成中国续篇。

第三章人类的由来

本章简要介绍100多年来围绕人类起源与演化问题，在旧大陆各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进展，着重讨论在非洲、亚洲与欧洲发现的大量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材料，尤其是近些年来考古学、古人类学与遗传学等多学科的研究成果，通过这些勾画出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路线。具体讨论分为五部分：首先介绍人类起源研究的历史与最新的发现与研究成果；进而讨论人类最早工具的发现与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行为及社会；第三是早期人类走出非洲，包括走出的时间、路径，以及到达东亚地区的情况；第四是在距今百万年前后到13万年左右人类演化历史上承前启后阶段的发展变化；最后是关于现代人起源与演化问题，即我们直系祖先的由来。

●3.1人类起源研究过程中的“黑洞”

第一节的重点是最早人类的发现。首先介绍关于人类起源考古发现与研究史，从十九世纪中期开始，依次介绍关于早期人类发现与研究的历程。然后是关于早期人类考古的最新发现及其重要意义。

●3.2人类最初的工具与行为特点

第二节主要介绍人类最早工具的发现及行为特点。首先介绍的是最早工具的新发现，然后介绍最早工具的形态、技术与功能的特点，以及最早工具出现的重要意义；在此基础上探讨最早人类行为与社会的情况。

●3.3走出非洲的十字路口

第三节是走出非洲，人类演化历史上另一里程碑事件。依次介绍走出非洲的门槛与路径。走出非洲的门槛是西亚，已经发现有以色列至格鲁吉亚等地的重要遗址。西亚最要的发现是德玛尼斯（Dmanisi），展示了走出非洲的时间以及古人类与石器工业的特点。早期人类到达东亚的时间与石器工业特点等也是本节的内容。

●3.4承前启后

第四节主要介绍距今百万年前后至距今13万年左右早期人类及文化的演化历史，阿舍利文化主要分布在旧大陆西侧，即非洲、欧洲及亚洲西部；东亚地区在此阶段虽有少量手斧等阿舍利文化因素出现，但主体部分仍然是石片或砾石石器工业。

●3.5现代人出现与发展

第五节的重点讨论我们直系祖先的由来，即现代人的起源与演化问题。根据遗传学及旧大陆西侧的考古发现有学者提出晚近走出非洲的假说，即全世界所有现生人类都是近10多万年前后起源于非洲祖先的后代。但东亚地区古人类化石与旧石器文化材料则显示出明显的区域连续性特点。因此，对于我们直系祖先的由来问题，还需要更多考古学发现与多学科通力合作的深入研究。

第四章考古学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

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主要的文明之一，又经常说她是唯一一个延绵不断、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国文明是整个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不分，对它的研究将完善和丰富我们关于人类历史的知识。本讲内容是考古学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与研究现状，从概念上看，所谓文明起源，也就是最早国家起源的研究；由于考古学研究人类物质文化遗存的特点，与早期“国家”这一概念相关的标准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本讲内容从四个方面展开。首先介绍传统的上古史体系及对其的否定，尽管传统古史体系颇具系统，“疑古派”的怀疑下发现“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真相，从而在根本上摧毁了传统上古史体系，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学术界一时陷入困境。第二部分关于中国文明问题的提出，主要从考古学进入中国的历史背景，考古学的“中国化”和中国考古学的学术任务及其转变；至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科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开始转向开展有关古代社会的研究，中国文明的问题被提上议程。第三部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及早期发展过程的探索，主要介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主要观点，并就30多年来有关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是有关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认识；这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这些多元文化的背后，各地社会的演进发展，其机制、方式、道路也可能各有不同；考古发现揭示出，各地史前社会的发展有前有后、此起彼伏，社会内容也各有特点，一再证明了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高度复杂性；中国考古学因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带动，也发生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历史深层研究的学科转型。第四部分介绍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30多年来的基本认识，公元前3800至3000年，是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一些地方社会已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公元前3000至2300年，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国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称作“古国时代的早期”，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的社会没有明显的进步，西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以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其社会水平最高；公元前2300至1800年，称为“古国时代的晚期”，长江下游地区由繁盛转为萧条，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反而后来居上，各地普遍发现一些规模巨大的城址，新出现的铜器和有关战争、暴力的考古记录空前增多，社会已经普遍进入文明的阶段；随着龙山时代（古国时代晚期）的结束，中原地区出现了被认为代表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其所代表的二里头文化的开始，是王朝时代的开端。
在文明化进程上，各地社会在各自环境、资源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道路做出过努力，成就了丰富、多样化的内容。中原社会呈现出后来居上的发展模式，广泛但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周围文明的技术、思想、制度等成就形成自己的特点，其出现有划时代的意义。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有关中原社会文明内容的研究，是未来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究的一个关键。

●4.1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过程与现状

传统上的上古史体系颇成系统并有一定的合理性，比如对三皇五帝的记载，先秦文献对远古人们发明创造的传说，对上古制度的发明的记载以及对上古社会的整体认识等；散见于诸子百家中有关上古时期的记忆片段，是古代史学家对上古社会的认识。新文化运动背景下产生的“疑古派”对传统上古史体系产生怀疑并发现了“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真相，这从根本上摧毁了人们深信不疑的传统上古史，由于没有了建构历史的史料，在重建上古历史体系方面中国学术界一时陷入困境。

●4.2中国文明问题的提出

在“疑古派”摧毁传统古史体系和清末国家落入深渊谷底的社会背景，重建中国古史既是学术任务，也是政治诉求。值此，诞生于西方的考古学引起了中国学术界的重视，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安特生对仰韶村遗址的发掘向中国学术界展示了依靠地下出土遗物、遗迹重建上古史的可行性。加之此前发现的殷商甲骨、敦煌文书等，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考订重构历史的工作方法。这成为中国学人的共识，考古学开始被中国学术界所接受。
考古学被引进中国后，其研究方法有一个适应中国情况的“中国化”过程。中国幅员辽阔，通过田野考古工作在各地发现古代遗存，整理归类，分期分区，从而构建由考古学文化搭建的历史年表是当时的学术任务，即“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物质文化史”的研究直到20世纪80年代被学者们总括成全国范围的历史年表。苏秉琦先生把史前中国划分为六个大的文化区，如同“满天星斗”；严文明先生提出东亚地区的文化分布态势如同一朵多重花瓣的花朵，其内部各地的文化有其相对独立的一面，但它们彼此为邻，彼此交流，久而久之便趋同出现所谓“一体化”现象，称为“多元一体”。新石器时代的最后几百年里，中原地区的文化日趋重要，形成“核心”，这就进一步把史前中国和日后以中原为中心的夏商周三代的历史联系起来。
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使考古学家们透过考古学文化这种物质文化遗存间的面貌及变化、联系的历史表象，把握住了上古历史演进的大趋势，以及这种大趋势背后的各地方社会的多元演进趋势。在物质文化史研究阶段，考古学家在重建上古史年表的同时，对各考古学文化背后的古代社会怀有强烈的兴趣。各地开展的考古工作和研究为我们勾勒出古代社会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的演进过程，对各时代的发展程度也有了初步认识。
到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科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物质文化史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为进一步开展有关古代社会的研究准备了理论、方法、技术和资料。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大地湾、红山文化遗址、良渚贵族墓地等一系列重大考古发现也进一步引发了学术界对古代社会发展问题的全面、深刻的思考，这些重大考古发现所展示的社会景象和所谓建立在生产生活资料及其有限基础上的平等平均的原始社会概念格格不入，致使学界开始思考这些考古资料所反映的社会进程，于是中国文明的问题被提上议程。

●4.3中国文明起源的探索过程

关于文明起源问题，国外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古代称得上文明是以殷墟为代表的商代晚期，国内学者在强大文献史学的传统影响下，认为中国文明始于文献记载中的夏，推算在公元前21世纪。综合考虑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夏鼐先生提出夏是个十分成熟的文明，文明的起源应当在更早的时代，即龙山时代中去寻找；苏秉琦先生断言中国文明的开始在公元前3000多年以来的考古记录中。两位先生的论断打破成见，激发了学术界探索文明起源的热情。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过程经历了30多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定性研究阶段，即对考古发现试图给出是否是文明的性质上的判断；第二，一般过程的研究阶段，将一类或若干现象罗列起来，考察其发展变化，在理论解释层面多秉持经典作家的理论或加以修整，提出古代社会经历了母系、父系（古国）、方国、帝国几个阶段；第三，具体的过程式研究，对中国各地方社会的文明道路条分缕析，再归纳总结文明形成的理论。
中国考古学物质文化史研究的最大成果之一，就是有关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是多元的、满天星斗式的认识。这个重要启示，就是在这些多元文化的背后，各地社会的演进发展，其机制、方式、道路也可能各有不同。从这个角度上，苏秉琦先生已经提出过中国文明的形成经历过“三部曲”，各地文明演进可分为“三个模式”论述。考古发现揭示出，各地史前社会的发展有前有后、此起彼伏，社会内容也各有特点，一再证明了史前社会文明化进程的高度复杂性。进行个案研究，再通过比较研究将之分别汇入中国文明形成总进程中各自的贡献，从而把我文明的本质是恰当的研究方法；将中国文明和世界其他古代文明进行比较研究以把握中国文明的特质也就成为必须。这种研究理念的实践由最初的个人行为逐渐发展为集体项目，自然科学研究技术已全面介入文明起源的探讨。中国考古学因为文明起源研究的带动，也发生了从物质文化史研究向历史深层研究的学科转型。

●4.4现阶段我们取得的基本认识（上）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课题经历了30年，在一些方面已取得若干共识。
公元前3800至3000年，是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一些地方社会已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辽西牛河梁遗址群等可见遗址或聚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大型遗址中清楚的出现了社会成员的分层化现象，而且出现了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这个时期是否形成了国家政体结构还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证实。
公元前3000至2300年，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国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称作“古国时代的早期”。与前个时期相比，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的社会并没有明显的进步，西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以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其社会水平最高。
公元前2300至1800年，称为“古国时代的晚期”，良渚突然衰落，长江下游地区由繁盛转为萧条，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反而后来居上，各地普遍发现一些规模巨大的城址。与前个时代相比，出现了两个新气象：一是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普遍发现了铜器，很有可能源自西方向东方的传播；二是有关战争、暴力的考古记录空前多起来。这些新气象表明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以及北方河套地区，其社会已经普遍进入文明的阶段。
古国时代的晚期，在考古学上常被称作龙山时代。随着龙山时代的结束，中原地区出现了被认为代表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当时人们开始修筑大规模宫殿、工程，其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还发现许多来自遥远边区的器物；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也在大范围向外扩散，既是龙山时代不曾有的现象，也是中原制度思想的传播。基于这种此前不曾有过的景象，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叫做王朝时代的开端。
在文明化进程上，各地社会在各自环境、资源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道路做出过努力，成就了丰富、多样化的内容。因中国文明各地由自己的特点，可归纳为两种模式，即南方模式和北方模式。这两种模式在生业、社会分层、公共权力的体现等方面都各具特点。中原社会曾经不很突出，但它凭借天下居中的地理优势后来居上，广泛但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周围文明的技术、思想、制度等成就形成自己的特点，可归纳为中原模式。中原模式的出现有划时代的意义，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有关中原社会文明内容的研究，是未来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

●4.5现阶段我们取得的基本认识（下）

有关中国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的课题经历了30年，在一些方面已取得若干共识。
公元前3800至3000年，是文明形成的关键阶段。一些地方社会已经开启了文明化进程，在安徽含山凌家滩遗址、河南灵宝西坡遗址、辽西牛河梁遗址群等可见遗址或聚落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化，大型遗址中清楚的出现了社会成员的分层化现象，而且出现了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这个时期是否形成了国家政体结构还有待更多考古资料的证实。
公元前3000至2300年，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了国家，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称作“古国时代的早期”。与前个时期相比，中原乃至黄河流域的社会并没有明显的进步，西辽河流域在红山文化之后出现了明显的衰退，但长江中下游地区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其中以下游地区良渚文化其社会水平最高。
公元前2300至1800年，称为“古国时代的晚期”，良渚突然衰落，长江下游地区由繁盛转为萧条，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如黄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反而后来居上，各地普遍发现一些规模巨大的城址。与前个时代相比，出现了两个新气象：一是在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整个北方地区普遍发现了铜器，很有可能源自西方向东方的传播；二是有关战争、暴力的考古记录空前多起来。这些新气象表明在长江中上游地区、黄河流域大部分地区以及北方河套地区，其社会已经普遍进入文明的阶段。
古国时代的晚期，在考古学上常被称作龙山时代。随着龙山时代的结束，中原地区出现了被认为代表夏王朝都城的二里头遗址，发现当时人们开始修筑大规模宫殿、工程，其青铜冶铸技术趋于成熟，还发现许多来自遥远边区的器物；二里头文化的因素也在大范围向外扩散，既是龙山时代不曾有的现象，也是中原制度思想的传播。基于这种此前不曾有过的景象，我们把二里头文化的开始，叫做王朝时代的开端。
在文明化进程上，各地社会在各自环境、资源和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分别以自己的方式、道路做出过努力，成就了丰富、多样化的内容。因中国文明各地由自己的特点，可归纳为两种模式，即南方模式和北方模式。这两种模式在生业、社会分层、公共权力的体现等方面都各具特点。中原社会曾经不很突出，但它凭借天下居中的地理优势后来居上，广泛但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周围文明的技术、思想、制度等成就形成自己的特点，可归纳为中原模式。中原模式的出现有划时代的意义，日后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很长时间里是“以中原为中心”的，有关中原社会文明内容的研究，是未来文明起源和早期发展研

第五章追迹三代——夏商周考古

夏商周考古是指夏、商、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考古，其所包括的绝对年代，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一阶段国家产生，文字出现，青铜器被广泛使用，属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本阶段属“原史时期”，即界于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之间的阶段。我们还是用具体朝代名来称呼之，即夏商周考古。
本阶段考古既与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别，也不完全与秦汉及以后的考古相同，因为本阶段除考古资料外，还有古文字资料和我国最早时期的历史文献。
夏商周三代起止年代的确定，是由晚及早，即从周到商再到夏推算出来的。因为西周的终止之年是有确切记载的，就是幽王被杀，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有了这个已知数，只要逐次加上周、商、夏的积年（即三代各自的年数），便可得出三者的起止年代。
西周积年若取古本《竹书纪年》257年说，则西周立国之年是：公元前770（平王东迁）+257（西周积年）=公元前1027年。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即西周始于公元前1046年。
武王克商或西周始年已明，再如法依次推算商王朝和夏王朝起始之年，不过都是约数。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商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基本与传统说法一致。

●5.1何谓三代考古

夏商周考古是指夏、商、西周和东周时期的考古，其所包括的绝对年代，约自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末。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这一阶段国家产生，文字出现，青铜器被广泛使用，属我国历史上的青铜时代。近年来，有学者认为本阶段属“原史时期”，即界于史前时期与历史时期之间的阶段。我们还是用具体朝代名来称呼之，即夏商周考古。
本阶段考古既与新石器时代考古有别，也不完全与秦汉及以后的考古相同，因为本阶段除考古资料外，还有古文字资料和我国最早时期的历史文献。
夏商周三代起止年代的确定，是由晚及早，即从周到商再到夏推算出来的。因为西周的终止之年是有确切记载的，就是幽王被杀，平王东迁之年——公元前770年。有了这个已知数，只要逐次加上周、商、夏的积年（即三代各自的年数），便可得出三者的起止年代。由于周、商、夏的各自积年文献记载不一，故推算结果也不一致。所有结果都是一家之言。以第一个要推定的年代——西周立国之年，亦即武王克商之年为例。
西周积年若取古本《竹书纪年》257年说，则西周立国之年是：公元前770（平王东迁）+257（西周积年）=公元前1027年。
目前流行的说法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即西周始于公元前1046年。
武王克商或西周始年已明，再如法依次推算商王朝和夏王朝起始之年，不过都是约数。按照《夏商周断代工程》的说法，商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夏代约开始于公元前2070年。基本与传统说法一致。

●5.2文明的开端——夏代考古

夏代是否存在？中外学者有分歧。中国学者认为是存在的，这种认识周代就已形成。而且商代甲骨文证明与夏同时的商先公的存在确实可靠，商先公就属于夏代，所以夏代肯定存在。西方学者认为在没有发现夏代文字之前，不能认为有夏，更不能提夏文化。
经过长期探索，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原地区龙山文化晚期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

二里头文化发现于1953年，当时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登封县玉村遗址采集到一批陶器（39）。经过比较，发现玉村的陶器既不同于河南龙山文化陶器，也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陶器有别。后在郑州洛达庙和洛阳东干沟等遗址的发掘中，分别出土了大量与玉村陶器相同的器物。两遗址的地层证明，玉村一类文化遗存晚于河南龙山文化，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于是将其暂命名为“洛达庙类型文化”。1959年，河南省偃师县二里头遗址开始发掘，所出遗物与“洛达庙类型文化”相同，而且该遗址比洛达庙等遗址更丰富，更典型，不久遂正式命名为“二里头文化”。
夏文化的重要发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发现有前所未见的大型宫殿式建筑基址，其中最大者（二里头1号建筑）面积达1万平方米。宫殿建筑群的外围还有围墙，即宫墙。
发现大量青铜器，种类之多几乎包括了中国青铜时代最主要的类别，其中容器有鼎、爵、斝、盉。还发现有铸铜作坊。
本阶段和商代流行人祭，此后基本不见，这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探讨中国古代文明发生与发展的重要方面。

●5.3早期文明的辉煌——商代考古（上）

对商王朝的存在，国内外没有分歧，对商文化的认定也比较一致。考古学文化分期是从事其它所有研究的基础，对商文化的分期，以邹衡先生的研究最全面和准确，为学界认同。邹先生把商文化概括为三大期：先商、早商和晚商。先商文化与夏文化同时，又称下七垣文化，分布在太行山东麓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早商和晚商以商王武丁为界，武丁以来为晚商。早商文化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晚商文化以殷墟文化为代表。
早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之大是此前任何一种考古学文化都无法相比的。北面包括河北保定、山西晋中；西面到达关中西部周原；南面逾江到达湖南岳阳（铜鼓山）、石门（皂市）一线；东面到达山东淄潍流域，几近于海。晚商文化的分布范围，除东方外，其它三方都大范围退缩，本阶段商文化的分布范围主要是河南东半部、晋东南、河北中、南部和山东大部。
商代重要发现如下。
都邑与建筑
商代遗址发现很多，其中有城垣的遗址近10处。被认为是王都的遗址涉及到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郑州小双桥遗址、安阳洹北商城和殷墟遗址。除殷墟为晚商都城之说基本没有疑义外，其它属早商阶段者均有分歧，如成汤之亳都就有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两种说法。
都邑规模空前地大，如郑州商城有两重城垣，是中国两重城垣的最早形态。若仅算外城垣以内的面积，约达13平方公里，是二里头遗址的四倍。晚商都城殷墟，尚未发现城垣，面积更远大于郑州商城，近30平方公里。
商代大型宫殿类建筑在多处遗址发现，规模最大的是洹北商城宫城内1号建筑，保存最完整的宫殿建筑群是偃师商城宫城内的建筑。
洹北商城1号建筑位于宫城内近中部，是一个长方形封闭式的大型院落（东部位于安阳机场内，探而未掘），北面是主殿，其它几面是廊庑，中间是广阔的庭院，南庑近中部开有两门。发掘者称为“回”字形。本建筑东西长173米，南北宽85-91、5米，面积近1﹒6万平方米，比二里头遗址1号建筑大6千平方米，也是目前发掘的夏商周三代大型建筑中规模最大的。
偃师商城宫城内的建筑保存比较完好，非常难得。宫殿建筑群位于宫城南部，其北有大型祭祀场所和池渠设施。大型建筑有早晚之别，先后所建不少于9座，平面形制不一，说明功能有别。

●5.4早期文明的辉煌——商代考古（下）

在考古发掘的夏商周三代墓葬中，商代墓葬等级最全，既有最高等级的商王墓，也有其他各级贵族和平民墓。因夏王与周王墓（洛阳一座存疑）一直没有发现。商王墓属晚商，位于殷墟西北岗商王陵区，上世纪30年代初由梁思永先生主持发掘。商王墓规模大，有四个墓道，因历史上就被盗掘，所剩葬品无几。
已知保存完好且级别最高的墓是妇好墓，推测是商王武丁的夫人，此墓规模不大，没有墓道，可随葬品非常丰富，计有青铜器468件（小铜泡未计在内）、重达1﹒6吨；玉器755件、石器110件、骨器564件（主要是笄）、海贝6820余枚，还有象牙器、陶器、蚌器等。商王墓若保存完好，葬品理应更多。
各级贵族墓除放置大量随葬品之外，还有如下特点：墓底普遍有腰坑；普遍有殉人；普遍殉狗；喜用动物肢骨。
出现中国最早的马车
目前，我国考古发现的实物马车属商代晚期，主要见于晚商都城殷墟，另在山东、山西、陕西等地也有少量发现。其特征是双轮单辕（单辕又称辀），体量大，长、宽都近3米。单辕车一直沿用到西汉，才被双辕车取代。由于是单辕，所以至少驾二马（服马）。目前商代所见均一车二马，到西周出现四马之车（服、骖各二），且很常见，即《诗·大雅·烝民》所言：“四牡彭彭，八銮锵锵”之四（公）马之车。至于更早的车，仅发现有车辙印，而未见实物车，早于晚商的车辙印见于二里头遗址和偃师商城遗址，分别属夏代和早商时期，都是双轮车。
辉煌的青铜铸造业
经过夏代的初步发展，到商代，青铜铸造业很快达到高峰，器物种类多样，花纹繁缛。在贵族墓中或多或少普遍随葬青铜器。仅一座妇好墓随葬的铜器就多达1﹒6吨，由此可见当时青铜铸造业的发达程度。前面提到，在夏代，仅发现一处铸铜作坊——二里头遗址的铸铜作坊，到商代，铸铜作坊已发现多处，几乎每个疑是都城的遗址都有发现，有的遗址还不止一处，如殷墟最少有四处，郑州有两处，其它有铸铜作坊的遗址还有偃师商城、洹北商城。至于出有陶范或石范的遗址就更多了，兹不一一列举。
出现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和金文
中国目前发现的成熟的文字属商代晚期，就是刻在龟甲与其它动物骨胳（主要是肩胛骨）上的甲骨文和铸在铜器上的金文。至于此前有没有文字，因甲骨文和金文已很成熟，夏与早商时期应该出现了。如郑州以前出过几块字骨，可能就属早商。
商代其它发现
A 商文化的玉器
B 周邻其它文化的青铜器

●5.5礼制社会的建立——周代考古（上）

众所周知，武王灭商之后，周王朝开疆拓土，于西周初年大举封建诸侯，这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北方最远的封国是燕，以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为证；东方最远的主要封国是齐。以临淄后李、高青陈庄等遗址的发现为证；南方最远的封国有鄂和曾等，以湖北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和叶家山曾侯墓为证。
周代考古的主要发现
城邑的兴盛与早期城邑的主要特点
这里所谓城邑是指有城垣的城址。城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城邑突然喷发式涌现，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达到第一个高峰。依文献记载，周代之城有等级之别，在规模等方面有明确规定，考古发现的东周城址也确实大小有别，证明文献记载所言不虚。
周代葬制的变化
诸侯陵园的变化：由集中到比较分散；共有陵垣与兆沟变为独有。
坟丘出现于春秋，见于淮海流域，少量少，到战国，坟丘在其它地区突然流行起来。墓上建筑除商代几例外，主要见于东周时期，在秦与三晋地区诸侯王的墓上常见。按中山王墓兆域图上的文字说明，此类墓上建筑叫“堂”。
墓葬器用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用鼎制度方面，对此，以往学界研究较多。用鼎制度反映墓主身份等级最明显，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即所谓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等（当然还有其它器物）。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各墓列鼎无论等级高低，只有一套。春秋中期以后，列鼎制度发生变化，一是高等级墓中，列鼎往往不止一套，有2或3套。二是礼制僭越，列鼎之数超越礼制规定。
冶铁业的出现与制陶等手工业的衰落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铁器属商代，在新疆、甘肃（磨沟寺洼墓）和京、晋、冀三省市。新疆、甘肃不属三代文化的分布范围，这与探讨中国冶铁术的起源有关，另当别论。京、晋、冀三地各发现一件，都是铁刃铜钺，都是陨铁。在商周文化分布范围内，人工冶铁出现于两周之际，到战国迅速发展起来，尤其在生产领域，广为使用。铁器的流行，对陶器制造业、石器制造业和铜器铸造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陶器制造业和石器制造业这两个最古老的手工业迅速走向衰落，也阻止了青铜铸造业的步伐。
到秦汉，确已进入铁器时代。

●5.6礼制社会的建立——周代考古（下）

众所周知，武王灭商之后，周王朝开疆拓土，于西周初年大举封建诸侯，这在文献中有不少记载。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北方最远的封国是燕，以北京琉璃河遗址的发现为证；东方最远的主要封国是齐。以临淄后李、高青陈庄等遗址的发现为证；南方最远的封国有鄂和曾等，以湖北随州羊子山鄂侯墓和叶家山曾侯墓为证。
周代考古的主要发现
城邑的兴盛与早期城邑的主要特点
这里所谓城邑是指有城垣的城址。城邑出现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时期，城邑突然喷发式涌现，在中国城市发展的过程中达到第一个高峰。依文献记载，周代之城有等级之别，在规模等方面有明确规定，考古发现的东周城址也确实大小有别，证明文献记载所言不虚。
周代葬制的变化
诸侯陵园的变化：由集中到比较分散；共有陵垣与兆沟变为独有。
坟丘出现于春秋，见于淮海流域，少量少，到战国，坟丘在其它地区突然流行起来。墓上建筑除商代几例外，主要见于东周时期，在秦与三晋地区诸侯王的墓上常见。按中山王墓兆域图上的文字说明，此类墓上建筑叫“堂”。
墓葬器用制度中青铜礼器的变化，主要体现在用鼎制度方面，对此，以往学界研究较多。用鼎制度反映墓主身份等级最明显，与文献记载基本相符，即所谓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卿大夫五鼎四簋等（当然还有其它器物）。从西周中期到春秋早期，各墓列鼎无论等级高低，只有一套。春秋中期以后，列鼎制度发生变化，一是高等级墓中，列鼎往往不止一套，有2或3套。二是礼制僭越，列鼎之数超越礼制规定。
冶铁业的出现与制陶等手工业的衰落
目前，我国发现的最早铁器属商代，在新疆、甘肃（磨沟寺洼墓）和京、晋、冀三省市。新疆、甘肃不属三代文化的分布范围，这与探讨中国冶铁术的起源有关，另当别论。京、晋、冀三地各发现一件，都是铁刃铜钺，都是陨铁。在商周文化分布范围内，人工冶铁出现于两周之际，到战国迅速发展起来，尤其在生产领域，广为使用。铁器的流行，对陶器制造业、石器制造业和铜器铸造业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使陶器制造业和石器制造业这两个最古老的手工业迅速走向衰落，也阻止了青铜铸造业的步伐。
到秦汉，确已进入铁器时代。

第六章持之以恒 无悔我心

由于自己一直专注于历史时期（秦汉）考古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觉得除了考古学的类型学与地层学方法以外，历史时期考古研究中最重要的还是如何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问题，其次是现代科技手段的应用方法问题。
本章主要是结合自己的学习和研究历程，从秦汉考古研究的一些实例出发，重点讲解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应注意的三个方面：
第一，通过对“大河五”铁斧的讨论、东汉“懿陵”的思考、以及汉代白陶的梳理等例子，讲解了在进行具体的考古学研究时，无论是相关的传世文献资料，还是已有的考古资料（包括相关的出土文献资料），都应尽可能进行系统梳理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第二，通过汉代铜锺铭文的讨论，重点讲解了在将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相结合时，对于历史文献本身的时代背景及其所载史实的时代背景要注意区别对待，不要混为一谈；
第三，通过对西汉帝陵的讨论，重点讲解了如何注意历史文献本身的“局限性”问题。
最后，就如何学习历史时期考古学谈了几点建议，并以“持之以恒、无悔我心”与大家共勉。

●6.1研究方向的定位历程

从个人经历谈起，说明研究方向的定位历程。

●6.2历史时期（秦汉）考古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上）

本节的重点是强调：对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研究而言，考古学资料与历史文献资料（包括出土文献资料）都要进行系统梳理。文献梳理方面，举了两个实例：一是有关朝鲜平壤附近出土的汉代“大河五”铁斧的考证，通过传世及出土文献（汉简）都证实了汉代的确曾设有“大河郡”这一事实，并从这一事实出发，结合汉代铁器铭文的特点，对将 “大河五”铁斧归入河东郡铁官的说法提出了商榷，指出应该是与“大河郡”铁官有关联；
第二个例子是关于 东汉“懿陵”的思考。以往有关东汉帝陵陵位的探讨，依据文献记载，有所谓“南六北五”格局的说法，但这种说法基本上都是以东汉皇帝最后的埋葬结果而论的。事实上，通过对有关东汉帝陵的文献记载的详细梳理，发现东汉桓帝在位期间曾经修建的另外一座陵墓---“懿陵”，曾下葬了桓帝的梁皇后。结合东汉帝后合葬的葬俗以及当时梁冀（桓帝梁皇后的哥哥）当权的历史环境，提出“懿陵”原本应该是为帝后合葬设计的陵墓，只是因宫廷政治斗争的缘故，才有后来的被追废。尽管如此，“懿陵”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在探讨东汉帝陵的分布格局及陵位等问题时，却不应将之遗忘，而应该将作为帝陵纳入一并考虑。以往那种仅仅从皇帝丧葬的结果出发的做法，是值得重新思考的。
考古方面，举了一个例子，那就是有关汉晋时期的白陶资料的梳理。通过梳理发现，考古所见的汉代白陶器，从二十世纪早期就有发现和报道，是一个已被大量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但长期以来却一直被研究者集体忽略，以致于在有关汉代陶瓷史的著作中，基本上都没有见到白陶的身影。而有关中国古代白陶的讨论，也都没有把汉代及其以后白陶的发展纳入考虑。通过这一例子，可以看出，目前对于历史时期考古资料的整理还存在疏漏之处，尚需要进一步加强。

●6.3历史时期（秦汉）考古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中）

本节的重点在于通过对汉代的实物铜锺与《史记》等文献记载的容量单位“锺”之间的关系的探讨，提出在将考古资料与历史文献相结合时，对于历史文献本身的时代背景及其所载史实的时代背景应注意区别对待这一观点。
因为无论是《史记》还是《汉书》的有关记载，也不管是将“锺”与亩产量联系在一起还是将“锺”与容量单位“石”并举，后世的注解均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即均与对《左传》所载齐国春秋时公量之锺的单位量值的理解一致。无论称锺“六石四斗”还是“六斛四斗”，都只是在转换中采用了后世流行的“石斗”或“斛斗”一类量制概念而已。也就是说，在后人对《史记》和《汉书》的注解中，“锺”其实已经被固化成一个不变的量制单位了。事实上，结合实物汉锺的铭刻容量不难发现，在《史记》中，司马迁讲亩产量的“锺”、以及讲锺石并举之“锺”，其具体所指的时代内容不同，本身在概念上应该是有区别的：即与亩产量相关的“锺”，指的都应是先秦时期秦之关中和魏之邺地所达到的高产量而言。因当时的高产量与人们对《左传》所载齐国旧量之“锺”单位量值的理解（六石四斗）接近，故借而用之。而司马迁将“锺”与另一容量单位“石”并列时，无论是转输北河、还是开通西南夷道，所讲的都是秦皇汉武时期的历史事实，加上司马迁所处的时代又恰是容十斗（即一石）的铜锺大量流行的汉武帝时期，应与当时实物汉锺的常见容量十斗有关。汉代铜锺一锺之常见容量为十斗，而“十斗为一石”，故用“锺”、“石”并列来计算秦汉粮食运输的损耗。也就是说，《史记》中将“锺”与“石”对举，本来就具有对等的涵义。今之学者，或囿于实物，或拘泥于文献，又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误解。究其症结，皆不辨《史记》中两类记载在时代背景和概念上的区别，而被后世的注解所误导。因此，在引用历史文献时，文献本身的时代背景及所载史实的时代背景都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不应该混为一谈的。

●6.4历史时期（秦汉）考古学研究应注意的问题（下）

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的局限性，是指文献不足，不够用，这一点比较好理解。但本节要强调的是另一种，即对于某些事件或史实，为什么会在史书中有较多的渲染和表达？其背后的原因何在？
通过对西汉帝陵分布格局的考察，笔者曾提出渭北西汉诸陵存在的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设计基线，并推断这条渭北帝陵设计基线应该是依据咸阳原的地理特征在西汉初年就已经测定了的。如果再进一步结合有关西汉帝陵的文献记载，也不难发现，《史记》、《汉书》中对包括长陵、茂陵等在内的渭北诸陵的选址原因大都略而不提，反而对离开渭北陵区的文帝、宣帝二人，尤其是最早离开渭北陵区的文帝，在寿陵选址上的考虑大书特书，讲了许多故事，如文帝带着慎夫人到霸上考察、并采纳了大臣张释之的一些建议，等等。问题是，为什么要做这种刻意的强调呢？
从文帝霸陵的修建过程来看，霸陵的选址还与对文帝生母（高祖薄姬）的丧葬安排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具体的实施步骤上，文帝是先为其母亲薄太后修建南陵，然后才为自己修建霸陵的。期间借用了秦庄襄王母夏太后在陵位安排上“东望吾子，西望吾夫”的典故。在宣示亲情的背后，其实是想掩盖因皇位传承的变故所导致的某种丧葬安排的尴尬处境而已。因为文帝即位，一方面相对于惠帝而言是“兄终弟及”，打乱了“父死子继”的皇位传承的理想秩序；另一方面此时高祖的正夫人吕雉吕太后已经和高祖合葬在长陵了，而文帝的生母虽然现在也成了太后，但原本只是汉高祖的薄姬，那么，如何设计安排文帝生母薄太后的后事，就成了一大难题。文帝正是通过南陵与霸陵的布局关系，巧妙地化解了上述难题，并通过一系列的变化转移了大家的注意力。
与文帝处心积虑的掩盖不同，《汉书》还记载成帝曾对位于渭北的寿陵（延陵）工程公开表示不满、以致决定在长安城以东另建昌陵。这件事，其实正好说明原来在渭北的延陵选址就是依照某种预定的设计规划进行的。
总之，历史文献中记载了什么？缺载了什么？以及如何记载？都是值得我们好好思考的。

●6.5感悟与寄语

感悟与寄语：持之以恒，无悔我心

第七章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

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国历史从长期分裂走向长期统一的时期，近四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分裂时期是北方草原文明、外来文明与华夏传统文明剧烈碰撞融合的时期，隋唐是草原、华夏、游牧文明已经融为一体的新型文明壮大发展、开花结果的时期，隋唐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开放、国力最强盛、对外影响最大的时期。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这个特点从总体上制约着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发现的基本面貌。
下面按照城址、墓葬、手工业遗存、佛教和道教遗存四个方面介绍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的主要发现，并加以适当解读。

●7.1古代“封闭城市”的盛行与解体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是规整封闭城市从盛行到逐步解体。
既规整又封闭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城市布局的最重要特点。北魏洛阳城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座规整封闭的国都。东汉魏晋时期的洛阳城此时蜕变为内城，在其之外又修建了比较规整的外郭城，创设了严整的棋盘状的里坊布局。此外，对南部铜驼街中轴线的强调，以及将内、外城道路规划为一个完整的系统，都显示出北魏洛阳城已基本完成了中国古代都城由两汉王城式向隋唐帝都式的演变。
隋唐长安、洛阳城的封闭性不仅表现在城墙、里坊围墙方面，还表现在里坊的内部也作进一步的封闭式划分，坊内大十字街将坊划分为四区，每区之内又有小十字街，这样形成16个小区。魏晋—隋唐时期的这种城市模式不仅影响到当时边疆民族政权的城市规划，而且还影响到日本、中亚地区的城市规划，体现了中国文明的巨大影响。
规整封闭的城市适应了加强控制的需要，是与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统治阶层对被统治阶层的超人身占有相适应的，但这种城市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存在内在矛盾，当经济需求大过政治需求时，这种城市形态就面临着解体的危险。这个情况在中唐以后逐步发生了。解体后的城市形态在考古方面没有发现很好的例子，但我们可以用宋汴梁城加以想象。

●7.2丰富多彩的墓葬形式与随葬品

这个时期墓葬方面最重要的现象是单室墓的流行，即使是隋唐帝国的建立，也没有改变这个局面。不过，当时的统治阶级仍想出各种变通办法来通过墓葬表现等级差异，特别隋唐帝国建立后，在墓葬方面实施了更加严格的等级制度。但在安史之乱后，既与社会的巨大动荡有关，也与重葬变为重丧有关，中原地区的墓葬又进入一个相对薄葬的时期。
随葬品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期新出现的随葬品是鞍马、牛车模型以及镇墓兽和全副甲胄的镇墓武士俑组合。隋唐时期随葬品方面有三个重要的变化：一是十六国北朝时期军事色彩浓厚的卤簿行列逐渐退居其次，代之以装饰华美的鞍马及出猎行列；二是三彩器的流行；三是以十二生肖俑、铁牛、铁猪为代表的神怪和盟器神煞俑在安史之乱后越来越流行。这一时期，南方地区墓葬则一直主要以青瓷器随葬。
壁画是魏晋—隋唐墓葬的重要内容，生动地反映着这个时期的社会变化，但主要流行于北方地区；南方地区只在南朝时期一度兴盛大幅拼嵌砖画，主要题材是竹林七贤。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世族力量很强大，这在墓葬方面同样有所体现。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了一些占地范围巨大，绵延时间长达二、三百年的家族墓地，如江苏宜兴的周氏墓地、江苏南京的象山王氏墓地、老虎山颜氏墓地、河北景县的封氏墓地、山东淄博崔氏族墓地等。

●7.3“陶瓷”，“纺织品”与“军事装备”

陶瓷器是与饮食生活最密切相关的物品。东汉中晚期，成熟瓷器创烧。从东吴时期开始，瓷器在南方地区普遍流行起来，以青瓷为绝对主流。北方地区开始烧造瓷器是在北魏末年到东魏北齐时期，但在隋或唐初，就发展出白瓷，从此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陶器方面，最值得一说的是唐三彩。这是一种低温釉陶，大约出现于唐高宗时期，天宝以后数量逐渐减少。河南巩县、唐长安醴泉坊都发现了生产三彩器的窑址。
由于瓷器的兴起，漆器几乎完全退出了饮食用器领域，只在工艺用品方面有所保留，如存放铜镜、经卷的漆盒、漆箱以及漆茶碾等。
进入隋唐时期，铜镜制造业迎来新的辉煌，创造出许多新的铜镜题材类型，而且铜镜的造型也多姿多彩，以海兽葡萄镜、花鸟镜、神仙人物故事镜最能反映唐代的文化特色。
唐代的纺织工艺达到了极高水准，反映唐代印染技术水平的是唐代四缬——绞缬、蜡缬、夹缬和灰缬。唐代还出现了大提花机，能够生产图案尺度恢弘的织物。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无论兵器、铠甲还是马具，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三者的共同发展，促生了一种人和马都配备铠甲的新型骑兵，被称为“甲骑具装”。利用甲骑具装正面冲击敌人成为常用的战术。

●7.4佛教和道教遗存

佛教初传中国时，佛基本是被当成中国的神仙看待，其形象常见于魂瓶、摇钱树等器物之上。佛教石窟出现在中国的时间可能为公元3世纪，但大规模地开凿要到十六国晚期，隋唐时期达到鼎盛。魏晋隋唐石窟可分为新疆地区、中原北方地区、四川地区三个大区。新疆地区石窟分布在塔里木盆地北部沿线上；中原北方地区发现石窟的地点很多，比较重要的石窟都在十六国北朝各政权的首都附近；四川地区北朝隋唐石窟在形制和题材上与中原北方地区总体上近似，但有不少创意。
地面佛寺更加直接地反映着佛教组织制度和佛教中国化的进程。十六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寺布局最大的变化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早期以佛塔为主，通常为前塔后殿；后期以佛殿为主，佛塔移到后面或别院之中。
佛教考古中经常发现的还有可移动的佛教雕刻。单体佛像之外，常见的有两类，一类为造像碑，一类为尊像。
魏晋南北朝隋唐考古发现的道教遗物可分为以下几类：镇墓瓶、印章、符、弩机等镇祛类法物，铅人、木人、铜俑、石真等替代类法物，七星板、丹药等升仙类用品，以及名刺、衣物疏、买地券等谒见、遣送的证明材料。道教造像则属于模仿佛教的祈福类偶像崇拜物品，在南北朝阶段尚见有道佛混合的现象。

●7.5通过考古遗存看对外文化交流

魏晋南北朝隋唐是中外文明交流的盛期。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景教的相关发现是近年来很重要的考古收获。三夷教之外，犹太人在8世纪进入中国的考古证据也有发现。宗教之外，与中西文化交流有关的考古遗存可以分两类，一类是从西方输入的物品，一类是在中国制造的已糅合了中国因素的物品。西方输入品多为奢侈品，主要有金银货币、金银器、玻璃器、饰物等。中国制造的已糅合了中国因素的物品以陶瓷器、金银器、玻璃器居多。另外，西方高足家具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传统上席地而居的基本生活方式，对中国人的起居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八章科技与考古

考古学是一门文理交叉的学问，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事物遗存，兼具了人文特质和自然特质，需要用多学科的方法开展考古学方面的研究。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就是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每一次人类社会大的技术进步都很快被考古学科所掌握和应用，并在后来的考古学发展中建立了各种分支学科。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又是不完整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它们所表观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信息是隐藏的，肉眼观察不到的，必须借助于各种可能用到的方法和技术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以实现考古学的研究目的。比如要借助于显微镜进行微观形貌的观察，借助于仪器设备在分子水平上、原子水平上、甚至核子水平上进行观察，而有时又需要远离地球表面扩大视域进行观察，获取信息，进行数字或影像的分析处理之后得到考古学研究所需要的资讯。现代科技延伸了我们肉眼所见，为考古学提供了从微观到宏观、更广阔、更深入、更细致的视野。高科技进入考古学为古代人类社会研究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考古学中研究时间的方法可以分为两大类：相对年代方法和绝对年代方法。时至今日，大多数考古研究的起始阶段还是主要依靠相对年代方法，依据地层、器物类型的早晚顺序开展研究，这种一事物相当于它事物或早或晚的判断是研究相对年代的基础。有了相对年代，考古学家最终还是需要知道这些相对年代序列、遗址、地层、器物、遗迹现象的日历年代究竟是多少，目前有许多的绝对年代方法可以用来开展年代研究，在考古学中较常用到的方法是：历法和历史纪年，树轮年代、碳十四测年、释光测年、铀系测年和鉀氩测年等方法。考古学是以古人活动所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它的研究内容是古代人类社会历史，它的终极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决定了她的研究手段必然也是多元的。

●8.1考古学的科技视野

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被建立就是与自然科学方法相结合的产物，回顾考古学的发展历史，几乎每一次人类社会大的技术进步都很快被考古学科所掌握和应用，并在后来的考古学发展中建立了各种分支学科。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实物遗存又是不完整甚至是支离破碎的，它们所表观呈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信息是非常有限的，大部分信息是隐藏的，肉眼观察不到的，必须借助于各种可能用到的方法和技术尽可能多地获取信息，以实现考古学的研究目的。

●8.2测量时间之相对年代

时至今日，大多数考古研究的起始阶段还是主要依靠相对年代方法，依据地层、器物类型的早晚顺序开展研究，这种一事物相当于它事物或早或晚的判断是研究相对年代的基础。

●8.3测量时间之绝对年代

目前有许多的绝对年代方法可以用来开展年代研究，在考古学中较常用到的方法是：历法和历史纪年，树轮年代、碳十四测年、释光测年、铀系测年和鉀氩测年等方法。

●8.4复原古代社会

考古学是以古人活动所留下来的实物遗存为研究对象的，它的研究内容是古代人类社会历史，它的终极目标是复原古代社会。考古学研究内容的多元决定了她的研究手段必然也是多元的。

第九章中国建筑的物与识

中国传统建筑以其独特的构造方法与艺术取向屹立于世界建筑之林，它受到不同时代、类型及文化的影响而呈现出丰富多姿的面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建筑经历了自产生至发展、成熟以至衰落的发展历程而绵延不绝。

●9.1什么是中国建筑

中国建筑独立一体，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具有和谐权衡之美，从古代绵延至今，自成体系。

●9.2认识中国建筑的三个维度

任何一处中国传统建筑都至少具有三个最基本的属性——时代、类型和文化。“时代”是指建筑的建造以及存续的年代，包括建筑的始建、后续使用与修缮、重建的历程。“类型”是指中国建筑按功能、材料、结构等分类而形成的不同类别。“文化”是指隐于中国建筑客观物质形体之下的主观精神。时代、类型和文化，这三个要素谱就了中国建筑的华彩乐章，是我们深入感知中国建筑的基本要素。

●9.3中国建筑的发展阶段

中国建筑的发展阶段可分为初生期、青年期、壮年期和暮年期。初生期为新石器时代到商周时期，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公元前771年。青年期为春秋至秦汉，公元前770至公元220年。壮年期为魏晋至唐宋，公元220年至至公元1279年。暮年期为元明清，公元1279年到公元1911年。

第十章去博物馆的路上

从2016年《博物馆条例》入手，结合具体案例，对博物馆的性质和社会功能，以及法定程序上的设立、管理、社会服务等问题展开全面的讨论和梳理。介绍“博物馆性质与社会功能”和“从《博物馆条例》看当代博物馆”。在当代愈发受到重视的博物馆，已不再仅是一个面向过去的收藏机构，而具备愈发丰富的、面向当代和未来的现实职能。2016年《博物馆条例》作为目前国内对博物馆事务最重要的法律文件之一，以其入手，可以窥见当代博物馆发展的理想趋势和现实问题。

●10.1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上）

在当代愈发受到重视的博物馆，已不再仅是一个面向过去的收藏机构，而具备愈发丰富的、面向当代和未来的现实职能，博物馆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的付出

●10.2我不在家，就在去博物馆的路上（下）

博物馆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存记忆，它既可以保存集体的记忆，它也可以保存个人的记忆，当然了它到了一定程度，个人的记忆就会变成一个集体的记忆。

●10.3博物馆的设立、变更与终止

博物馆的设立、变更与终止，提高博物馆的安全性，博物馆名称一般不得冠以“中国”、“中华”、“国家”等字样

●10.4博物馆管理

博物馆管理特别重要，它是涉及到一个博物馆能够正常运转的一个方方面面的工作，要格外注重文物藏品的安全性。

●10.5博物馆的社会服务（上）

博物馆的社会服务，因为我们博物馆就是一个面向公众的一个机构，那么它的社会服务就非常重要，正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定位，会影响到我们的很多工作。

●10.6博物馆的社会服务（下）

以前博物馆包括文物受关注度比较小，现在社会上关注文物的人越来越多了，但是中国目前的博物馆文创与其他先进的文创之间还有差距，希望能从“萌”到“美”。北大希望能够通过源流运动，发掘我们文化遗产的富矿，搭建考古、艺术、设计这么一个平台，用中国之眼来看待中国的文化，很多工作都是应该跟博物馆的工作结合在一起的。

●10.7法律责任及附则

法律责任，非常强调取得来源不明，或者来源不合法的藏品，这个呢是造成恶劣的影响，但是目前的情况，罚款都是非常低的，如果简简单单的根据这些法律条文是制止不住的。

第十一章发掘过去 发觉现在

本章介绍了“公众/公共考古学 Public Archaeology”的基本概念、形成背景、研究内容。并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学生了解公众考古学中最为常见的“社区（村落）考古”、志愿者活动的实践形式。通过案例分析，帮助大家理解公众这个概念和对象的多样性，公众考古针对不同类别公众开展活动的必要性及其特点。最后，通过对网络社区这样特殊的公众群体的介绍引发更多思考。公众考古是具有前瞻性、创新力的新的发展方向，它具有跟传统考古不完全一样的内容、方法和理论，因此不能简单视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或者进行考古学“科普”工作的一种手段。公众考古是所有人都可以参与实践的一项社会活动，公众考古会引领考古学走向新的方向。通过公众考古学的理论与实践，我们才能在发掘过去的同时能够更加切实的介入现在。

●11.1公众/公共考古的理论与实践

Public Archaeology的概念，需要通过对关键字“public”的解读来展开。同时，本节也讨论了公众考古学在西方产生的背景，目前涉及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11.2土耳其 Catalhoyuk 遗址公众参与研究计划

通过土耳其距今八千年前Catalhoyuk新石器遗址考古项目中“公众参与研究计划”的介绍，我们能够大概了解一个基于在地社区展开的公众考古实践项目，都会包涵哪些内容。

●11.3河南平粮台遗址社区考古项目

通过河南淮阳平粮台遗址考古项目中的公众考古实践，可以看到在中国开展在地社区考古的特点。最后通过两例社区考古项目的比较，讨论“公众”这个对象的差异，以及衡量社区考古项目成功与否的重点。

●11.4伦敦考古档案中心志愿者计划

通过伦敦考古档案中心志愿者计划的介绍，了解针对志愿者这类特殊公众展开的公众考古实践活动，并讨论这样的项目中评估实践工作成果的各方面考量，了解以志愿者为对象的公众考古的重点和特点。

●11.5公众考古学的未来

简要介绍虚拟社区的发展和相关公众考古的例子。着重总结和讨论公众考古的发展前景，关键内容。